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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隆山兴衰
名山的兴衰,决定于社会政治、经济的发展。而兴隆山的兴起,除了政治、经济因素的影响外,宗教对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
东汉桓帝建和年间(147——149)沛国丰邑人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、青城山收徒传道。有人就开始在兴隆山求雨、请晴。
东晋时,葛洪(284——364)系统论述了战国以来的神仙家不理论,并总结了神仙方术,注重个人修炼。陕西有人便到兴隆山凿洞修行,实践葛洪长生不老药的采集与炮制。
其后北方鲜卑族南下陇西后,乞伏氏在榆中宛川建立西秦国都,第三代国王乞伏炽磬磐崇信佛教,在上庄尖山子凿建“千佛洞”,佛教随之传入兴隆山。
唐贞观年间,榆中属吐蕃领地。唐王朝在送文成公主入藏时在榆中境内建立寺院,使佛教在榆中广泛兴起来。兴隆山便成为佛教名山。
李唐王朝以老子后裔自居,利用神权显示唐室“以承天命”。高宗乾封元年(666),李治追号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玄宗开元二十四年(841——846)兴道灭佛,道教发展。兴隆山道士在东峰
宋初,道教为第三大宗教,与佛教有同样的地位与特权。到徽宗时,赵佶兴道排佛,各地大建道观。崇宁年间(1102——1106)衡山秦致通、嵩山李致亨来到榆中县城,居住于城南清虚观(曾有碑记),尔后又到兴隆山修建道观,发展道教。
宋仁宗景祐三年(1036)西夏赵元昊为了争夺马啣山牧场,同宋军、蒙兵作战于新营和上庄马莲滩一带。到元代时,由于种族统治和奴役,当地农民有的被征集当了“驱丁”(军中役卒),有的逃到南方,土地荒芜,道众四散,兴隆山大部分庙宇因失修而倒塌。
明代朱元璋为了提高汉族地位,恢复唐代衣冠形式,对道教一方面表示尊崇,另一方面加强利用和控制,使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,为兴隆山的再度开发起了一定作用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,天旱无雨,金县邑侯王津到太白泉祈祷,“沛然将雨”,山西游客张梅“倡首出资七十金,并募十方,择山顶平处,修建玉帝行宫”。后来逐年发展为中国道教西北的兴盛之地。
天启元年到崇祯二年(1621——1629),陕西、甘肃连续九年大旱,而赋税不断增加,陕甘两省农民不断举行起义。崇祯二年,甘肃总兵杨肇基在去北京“勤王”途经榆中时,因兵饷不足发生兵变,明廷即派兵镇压,兴隆山再度遭到战乱,使“道场变为荒山,净地易为茂林,路径莫辨,人足不到”,所存只有“灵官殿和玉皇行宫”,并且“破漏歪斜,神像剥色”(《栖云笔记》)。
清康熙年间(1662——1722)统治者迫于人民反抗斗争的压力,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、安定社会、恢复生产的措施。康熙二十三年(1824),金县善士徐联率先倡导,同道士梁期遴、汉鼎建、王仁普、张弘功捐献银俩,并到周围乡村募化,用三年时间,重建了玉皇殿、玄帝殿、大佛殿等建筑17座,使此山败而复兴。
康熙末年,当地良田开始集中于少数富裕农户,到了雍正年间(1723——1735),虽然信士们仍有敬神,但无钱捐建道观,而兴隆山降雨量较多,殿宇大多坍塌。
乾隆年间(1736——1795)在历史上称为“乾隆胜世”。此时,清政府对人民采取“怀柔”政策,全国大量土地被开垦为良田,手工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。所以,人民生活状况大有好转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金县邑侯唐鸣钟始建山下“云龙桥”。三十三年(1768)把总林启明重建大帝殿。四十四年(1779)山西平阳府曲沃人刘一明访“秦李二仙迹”到兴隆山,住持四十二年,游医募化,在青海张氏生员和宁夏固原信士谢祥、谢贞、谢禄、谢福和谢思孝、谢思弟等人的资助下,重建和添修殿宇62座。咸丰年间(1851——1861)云游道士康效先募化修补东岳行宫。
同治三年(1864),由于社会矛盾、民族矛盾严重,甘肃回民起义,道众逃离他乡,很多殿宇因无人住持而倒塌,致成“砖石堆山、荆棘成林”(雍诚仁《万善同归》)。
光绪年间(1875——1908),榆中生产恢复,陕、甘、宁、青不少商人到榆中县城和甘草店、兴隆山峡口定居。光绪三年(1877)云游道士李鹏程见此惨状,又募化银两,并请庙会会长、香客
1939年,1940年,民国甘肃省政府为迎接蒋介石来兰,在兴隆山栖云峰下修建了“蒋介石行邸”。1948年,西北军政长官公暑主任张治中在东峰兴建“喜松亭”,扩建“三官殿”。至1949年,全山有建筑物70多座(院),共计房屋1000余间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甘肃省总工会修建了“甘肃省第一工人疗养院”。1958年县政府重建“云龙桥”,从此,兴隆山发展成为避暑、疗养、游览综合利用的旅游风景区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从中央到地方,开始清除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工作中“左”的思想影响。1981年,县政府拨款28000元,将云龙桥作了改建。1984年,县政府成立了兴隆山旅游区筹建委员会。当年冬季,采取社会募捐和邀请省秦剧团老艺人义演等方式,集资13万元,于1985年5月开工上水,架设输电线路,铺设东峰台阶山道